北京市朝阳区育人学校 郑瑛

　　在我国，由于人口流动出现的农民工子女身份缺失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身份缺失，农民工子女一直处在“我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迷茫之中。没有身份归属感的农民工子女极易形成不良心理，这对于他们健全人格、健康身心的形成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并将成为现今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学校充分利用教育空间与文化，主动展开对农民工子女的身份建构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科院学者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做过一项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选择题：你是哪里人?答案设定有两个，一是老家人，二是北京人。然而，在收上来的问卷中，不少孩子舍弃了设定的两个答案，在旁边写上“中国人”。

　　这些农民工子女的回答看似令人意外，其实他们回答自己是“中国人”，应当说是合乎逻辑的。假如他们不回答自己是“中国人”，那么他们又该回答什么呢?回答自已是北京人，然而他们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告诉他们北京并没有真正接纳他们，并没有让他们像北京的孩子一样融入北京;回答自已是老家人，然而他们已是生在北京或是长在北京的，老家在他们脑子里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他们而言，家乡是那么遥远陌生，他们已难以回归农村社会。既不是北京人，又不是老家人，因此农民工子女便成了“中国人”。在这里，“中国人”寥寥三个字，折射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更揭示出中小学校应关注的教育问题。

　　一、农民工子女“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问题形成的原因

　　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这一社会位置通常与地位、等级、阶层、特权等相关联。对于身份的认同便是人们对这一社会位置以及由此位置衍生出的地位、等级等的认知与接受。

　　随着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围绕着农民工子女正确认同身份、与城市融合的问题也随之展开。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子女群体有着一种独特的成长性。与其父辈相比，两代人之间有着明显的代际差异：

　　(1)农民工子女群体已不仅仅满足于父辈们在城市的暂居状态，有着长期留在城市的打算;

　　(2)他们出生在城市，或从小随父母来到城市，成长的关键期都在城市度过，缺乏农业劳作的经验与乡村生活的规则，虽然对家乡多少有些印象，但是对农业劳作却毫无经验，即便回到农村务农也很难适应;

　　(3)他们缺少像父辈那样的唯一退路和乡土之根，又没能彻底地被纳入城市市民的身份制度中，在城市没有根，在农村也没有根，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外，成了真正无根的、漂泊的一代;

　　(4)这一代人有着更高的诉求和更大的失落。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认为，他们的父辈是以家乡为参照物的，能够在比农村生活条件好的城市生存下来，他们就满足了。但他们的子女是以有城市户口的同龄人为参照物的，不满意度无疑要高得多。他们自然要求平等待遇，要求融入主流社会，要求不受歧视，要求被社会认可。

　　二、农民工子女“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问题存在的隐患

　　农民工子女对自己身份的不明，导致了他们对“我是谁”的困惑，造成了他们对“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迷茫。城市生活适应是他们社会适应的重要内容。社会适应是个体逐步接受现存社会的价值观、生活方式、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过程。少年儿童时期是个体早期社会化的重要时期，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经历会影响他们的发展。农民工子女生活在城市，又不同于普通的城市孩子，特殊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使他们在心理上经历着其他同龄人不曾经历过的压力和挣扎。他们能不能融入城市生活，融入情况的好坏以及对新身份的认同程度，都会对他们健全人格、健康身心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没有身份归属感的农民工子女，极易产生孤僻独行，自卑自闭和社会逆反等不良心理，而一旦在青少年阶段出了问题，对于他们今后的人生将是一个很难平复的创伤。

　　更值得教育工作者担忧的问题还在于：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生活中的隔阂不仅仅表现在人为地在老家与城市，或是我们老家人和他们城里人之间筑起边界，更深刻地则反映在他们与城市人交往中所感受到的城市人对他们的排斥与歧视所形成的隔阂。在与城市人的日常交往中，农民工子女往往因为自己父母的工作或是自己家庭的经济条件等原因，对自己在城里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特别敏感，往往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会在心里筑起一道自我防卫的围墙，有时在这种敏感之中还添加了他们自己的猜测、想象与加工的成分。

　　今天，农民工子女是漂泊于城市的“无根孩子”，若干年后，当他们成为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类”时，将带来的社会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隐忧。无须讳言的事实是现今这个问题已成为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因素。

　　三、社会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问题中所作的努力

　　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完善义务教育政策，不断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为促进教育公平做出不懈努力。北京市政府也先后出台了农民工子女免交借读费和杂费的政策，使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得到根本改善。

　　2003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来到石景山区公立打工子弟学校玉泉路小学看望师生。总理细心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状况、生活状况，并在黑板上写下“同在蓝天下，共同进步成长”的寄语。消息传来，广大农民工子女倍感温暖。他们在写下感人的话语：别人与我比父母，

　　我和别人比明天，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都是中国的娃，都是祖国的花”。

　　之后，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要继续解决好城市困难家庭和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到2010年，让全国接受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接近100%，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得好学。“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要靠政府的教育投入，而“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好学”更多地要靠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对农民工子女“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问题的关注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讲成为“都能上得好学”的基础。

　　四、学校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问题中承担的责任

　　农民工子女身份建构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是在长期的流动生活与日常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构成其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空间便是学校生活。教育空间与文化对农民工子女身份建构可以产生积极影响。

　　(一)在校园中大力倡导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和谐社会观念

　　缺乏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观念，是城市少年儿童和农民工子女难以互相包容和接纳的重要原因，这不仅导致了农民工子女被城市少年儿童排斥，也使部分城市少年儿童被农民工子女排斥。这种状况的改变，依赖于学校组织丰富多彩的、学生共同参与的教育活动，尤其是借助传统节日，大力创设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校园氛围和环境。只有深化认识，彼此欣赏与学习，农民工子女才能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减少身份认同矛盾，继而达到与城市少年儿童和谐相处。

　　(二)加强和提高农民工子女及城市少年儿童的社交技能

　　“不知该如何与农村来的同学交往”和“不知该如何与城市少年儿童交往”问题的产生，说明孩子们在与不同群体进行交往时缺乏一定的社交技能。一些农民工子女缺乏融入社会的主动性，他们难以主动参与学校生活、主动与伙伴交往、主动参与社会生活。学校可以通过访问、交流等活动，帮助农民工子女提高社交技能，更有信心地面对老师、同学和社会，更好地建立同伴支持网络、师生支持网络，更好地表达自己的需求，维护自己的权益。

　　(三)增强农民工子女的乡土意识，使乡土文化成为学校重要的教育资源

　　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是区别于任何其它文明的唯一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中国的乡土文化源远流长，而广大农村则是滋生培育乡土文化的根源和基因。但对于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子弟农民工子女来说，家乡印象已渐渐模糊了。对于学校教育来说，让所有来上学的孩子内心充满对家乡的热爱，充满感恩，充满自信是我们的任务。

　　(四)“家乡在我心中”的人文景观的构想

　　我校学生中，农民工子女占到学生总数的85%。在我们看来，乡土文化是我校重要的教育资源。为增强农民工子女的乡土意识，弥补他们的情感缺失，满足所有学生的情感需求。我校精心设计了主题为“家乡在我心中”的人文景观。把我国不同的地域特色、文化特色、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等综合起来，建立立体的景观构图。以自然景观为主，在此之中插入各种人文内容的标牌，帮助农民工子女了解家乡。同时，我们将在不同的区域中设计出体现学生参与的教育元素，设立互动和展示的空间，激励学生不断奋进。所有这些，都为使让农民工子女心中树立这样的信念：今天我以家乡为傲，将来家乡以我为荣。

　　只要我们高度关注农民工子女“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问题形成的原因，深刻意识到农民工子女“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问题存在的隐患，社会方方面面落实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问题中应做的工作，尤其学校自觉担当起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问题中的责任，农民工子女就一定能够真正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他们不仅会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而且为自己是家乡人而倍感自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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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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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