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师曾对我们说："你们中间应该有人做文化部长。"我想："那个人一定是我。"但毕业时，我放弃了去文化部的机会，执意去了北大，也许骨子里热爱自由的本能使我难以割舍自由的精神家园。我如愿以偿地来到北大任教，并且如愿以偿地从事文艺工作。
刚到北大我就成了学校文化活动的核心人物。9月份到北大，12月份，我的名字和我主持的校园文化活动就上了《人民日报》。可以说从"五四"之后，那个时期是北大校园文化活动最繁荣的时期。至今，许多北大校友提起来依然满怀思念。热烈，欢快，高朋满座。我在北大找到了归宿。我喜欢做青年人的良师益友，每个学校都有职业指导、心理指导，我要把这三项结合起来，"做青年学生的精神导师"是我的追求。
我在北大时期的另一种辉煌与"小平您好"这一条已载入史册的标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84年国庆35周年的庆典中，游行队伍里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当晚，我率领北大艺术团在天安门前狂欢了一夜，回到学校已经夜里12点多了，但当我听说这个标语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打出来的时候，立即同另外两人去做采访，写出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报道，并通过电话传给了《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第二天，两家报纸都登出来了。多年以后，偶尔想起来，中国改革开放中最迷人的一条新闻报道出自我的手，我仍然感到自豪。
俞敏洪是江苏江阴人，在西语系留校任教，"他住江之南，我住江之北，同饮一江水"。那个时候俞敏洪还不是明星。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
20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冬天，一架飞机载着一群寻梦的中国人飞过了茫茫太平洋。当飞机飞临新大陆的上空时，机长告诉大家下面就是美国旧金山。顿时，原本安静的机舱里传出一阵阵不由自主的惊叹：我们终于到达美国了!是的，到美国了!第一次出国的人，尤其是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大都有这种惊叹。这些惊叹的人当中就有当年的我。
来到美国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惊奇消失以后，我不得不面对的是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为了完成学业，我在一个中餐馆里打工，干着擦桌子、洗碗、送披萨等在国人看来很"卑贱"的工作。这个时候的我完全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矜持，而是脚踏实地、一步步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体味了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底层生活，我终于理解了美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建成的，我的身上也逐渐具备了能上能下的气度与实际动手的能力。艰难的日子里，有一种信念一直支持着我：要完成学业，要向西方学习，要为中华复兴寻找答案。
很快就开始打工了。美国就是这样：不劳动者不得食——热狗，不打工者没楼住——阁楼。为了更多的热狗，为了下一期的阁楼——以及阁楼里的美女，人人都得打工、劳动、辛苦、奋斗，为了生存与梦想而苦苦劳作。我换上工作围裙，戴上了无顶帽，开始了在国内从来没有想过的餐馆工作。我工作的是一家中餐馆。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生在美国"打工"，基本都在中餐馆。打工，无非是做厨房下手、服务生，还有就是收钱的cashier。我干的就是cashier。餐馆最高收入的打工职务是厨师，中国学生一般都达不到这一高级职务。
第二年，我转学去了加拿大，因为那里一个大学给了我一份全额奖学金。这个大学是一个典型的非名校，名叫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听说过吗?我估计你没有。
萨斯喀彻温大学所在的省是加拿大最主要的小麦产地。这个大学与农业有关的专业相当不错，他们和东北以及内蒙的几个农学院有着密切的交流，但很少很少有来自北大清华的学生。但是，这个学校在我心中，却比哈佛耶鲁更加美丽亲切，更加珍贵重要。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几年最难忘的岁月，遇到我终身感激的导师David Kaplan，完成了我对于西方教育和文化的学习与体验，形成了我后来在新东方宣讲传播的那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永远改变了我对于人生、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和思考。
拿到了绿卡，生活稳定而富足，汽车买了两辆，孩子出生了，还买了一幢上下共300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小桥流水，满院灿烂的郁金香。但在温哥华湛蓝的天空下，我越来越感到窒息。离开了养育我的热土，我的激情无所依托。当《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国内一桩又一桩文化盛事时，我常常会一下子呆住，半天喘不过气来。此生向何方?异乡有谋生的职业，但没有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我找不到自己的前途。1993年，俞敏洪正式创办了新东方，1995年的时候，俞敏洪来到了温哥华，当时新东方已经初具规模，于是我问俞敏洪：你都这么有钱了，还追求什么? 老俞沉吟半晌说："还缺少崇高感!"于是，在加拿大的月光下，我和专程来邀请我回国的俞敏洪促膝对饮。那几个日夜，我的思维在高速转动着，一种热流、一种冲动，加上持久的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留学事业的执着，我心动了。俞敏洪诚心诚意地邀请我回北京加盟新东方，我满脸凝重，满怀抱负，毅然应下了这个创业的差事，我觉得应该把多年的经验传给学生们，我不愿意有更多的人在出国深造路途上不断地走着弯路。
还有什么比华夏热土更有吸引力?还有什么可以阻碍龙的子孙把生命的罗盘定在东方!1995年底，我再次回国，并在新东方这个舞台上大显身手。新东方上市后，董事长俞敏洪拥有公司31.18%的股份，成为"中国最富老师"。我持股10%，成了仅次于俞敏洪的"中国第二富老师"。新东方是年轻人追求前途的地方，作为商家的新东方要生产的产品是当代青年的前途和命运，这是我眼中新东方精神的第二个层次。在这个层次里亦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新东方突破了以往传统知识分子的局限，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新东方这样，为知识分子提供和创造了一个广阔的生活空间，穷教书匠不再以一贯的穷酸面目示人，而知识分子坦然地追逐着利益，在利益的满足之中实现着自我和理想。对于传统的教育而言，新东方第一次将学生作为消费者和上帝，从而保证了教育的质量;在教育的过程中，新东方通过对我们前途与命运的打造，也完成了自我的实现。望着如日中天的事业，"知天命"之年的我依然感谢当年在北大学到的点点滴滴。当年北大团委的同事有的已经做到了省部级，我则在民办教育领域如鱼得水，把一项十年前看起来还是不可能的事业做大。我尤其感谢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北大的那种理想主义传统——这种理想主义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动力，也是一个人不断进取的引擎。
后来我离开了新东方，"不能在新东方浇水，我就去全社会下雨"，于是做起了天使投资。第一笔投资是在上市之前的2006年5月，有一个浙江小伙子找到我，要做一个电子杂志的项目，预期可以媲美Facebook，虽然当时的我没有互联网经验。几年后，Facebook没做成，faceboot倒是有一点，这是我发明的一个词，boot有靴子和被踢的意思。2006年，一次斯坦福之行，让我有了启迪，之后我的天使投资之路也正式起步。对很多人来说，我这个名字也许并不陌生。在不少人眼里，号称"中国人生设计第一人"的我，是新东方学校的"三驾马车"之一，是人生咨询和必威在线官方网站首页 方面的大师。辉煌的光环下面，很少有人知道，我还曾经是江苏一个乡村剧团的演奏员、一个北大的旁听生、一个校园原创歌手、一个北大的教师、一个刷碗工、一个上班族，一个像芸芸众生一样追求自己梦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