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减少阻力，就需要将改革方案放到阳光下

　　对于“系数版方案”是否合情合理，接受采访的教师有不同的认识，针对基础绩效工资部分，质疑主要表现为“不清晰”，“用系数确定了‘分子’，但学校会拿出多少钱来做‘分母’?没有制度化的确认，事实上，总盘子是相对确定的。学校的方案不能让教师清楚自己的大致收入，增加了焦虑感。”

　　争议中，最集中的在于占总量约30%的奖励绩效工资。

　　重庆工商大学教务处处长靳俊喜介绍，该校从2003年开始执行现行奖励办法，即教授一个学年应完成的的基础工作量为240学时，副教授为250学时，讲师为240学时。超过的工作量，按45元/学时计算。该方案迄今已执行10年。10年间，学校的学生总量由约两万人增长至目前的近3万人。在新的形势下，该校提交审议的新方案草案为：将基础工作量提高为320学时，超额工作量按60元/小时核算。该校还设置了一个过渡期，基础工作量为290学时/学年，超额工作量按50元/学时核算。

　　靳俊喜介绍说，学校已经出现员工的超额工作量远远大于基本工作量的情形，“不符合管理规律”。他说，该校进行过核算，目前的工作量总量为61万学时，在理想的师生比状态下，每名教师的平均工作量为373学时，考虑到该校教师数量尚未达到理想师生比等因素，人均工作量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个数值。“如果按320学时计算，平均超额工作量也接近总工作量的一半。”

　　但反对者并不认同这一说法，最大的质疑是行政部门的人员的考核指标未上调，两相比较，并不公平。该说法得到了多名受访教师的认同。

　　教师周丁认为，教师的专业不同，可以选择的学时数量千差万别，“有的教师工作再怎么积极，也难以完成320学时的工作量，怎么办?如果出现了教师为了完成基础工作量而‘抢课’的情况，怎么办?”

　　有人声称，如果确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完成320学时，学校将不会进行处罚。可是，教师却很担心，因为这种“特赦条款”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操作中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谁应被界定为‘特赦对象’?”

　　靳俊喜表示，需要指出的是，学校实行两级管理体制，绩效工资由学校划拨给学院，而非直接给个人，学院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制定细则，解决微观层面的部分专业教师工作量偏少的问题。“凭良心说，学校制定的草案，心眼没长歪。”

　　但很多教师认为，之所以提高基础工作量会引起这么多争议，一个重要原因是校方没有进行充分的信息沟通。“比如，提高教师的考核工作量，有没有政策依据?是否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张甲表示，学校应该公布提高工作量的政策依据，尤其是数据。

　　他还认为，学校认为合情合理的工作量，应该将核实的依据进行公开，“尤其是应该把那些兼任行政职务的教师的工作量分割开来，单独核算专职教师。”

　　很多接受采访的教师表示，本次改革方案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关键在于学校缺乏对基层教师意见的尊重。“该走的流程没有走。”他们说，“改革要减少阻力，就需要将改革方案放到阳光下，在达到基本共识后，再进行实质性推进。”

　　“高校行政化问题已经是社会密切关注的问题，而本次改革方案，又必须将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学科研人员区别对待，因为两个系统不可能用同一标准对待，因此，改革必须慎重。”该校一位老教授表示，“但愿这个让高校教师不得不斯文扫地、丢下师道尊严，用唱国歌的方式维权的案例，能让政策制定者反思。”

　　(本文中的部分教师应要求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