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书记罗中枢告诉记者，早在5年前，该校就规定中层干部每年签署廉政协议，领导岗位实行“一岗双责”，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同时担负廉政责任。在基建领域，近年来学校也出台了许多制度，其中包括涉及招投标、采购的源头参与、过程参与等内容，各个环节都设置了法律顾问以及工会、专业人员等的介入。

　　然而，虽然有看似严格的规定，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规划建设处原副处长崔波、罗建仍在基建上出了问题。

　　“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着内部领导体制与内部管理体制不分、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交织、学术权力被弱化、民主管理制度运行不畅等诸多问题。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行政权力的下移，高校的管理自主权进一步扩大，使得权力过度集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革说，“我国高校作为独立法人的地位已经确定，但普遍缺乏运行顺畅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在一些地方，校长负责制成了‘自己负责制’或‘个体负责制’。”

　　他说，与其他权力集中部门的情况类似，高校个别领导存在“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心态，强势的校领导藐视民主集中原则，把“群言堂”变成“一言堂”，其他居于弱势地位的校领导耳听少言，并不干预。

　　“高校监督部门的文件发布不少，但是真正能够一一落实抓出实效的可能有水分。高校出现领导干部基建采购腐败事件之后，很少见到监督部门检查监督文件的落实情况，以及反思如何改进监管的对策措施。”陈永革表示，虽然高校也受到纪检监察、审计，以及内部会计等部门的自身监督，但力度很弱。

　　“除了学校本身的原因之外，国家宏观控制不力，财政和教育主管部门管理和监督不严也是原因之一。”他说。

　　加强权力制衡 加快高校管理体制改革

　　“全面清权确权，编制职权目录，逐项明确职权的名称、内容、类别、行驶主体、行使依据，把权力行使责任落实到具体科室和岗位;对每项职权按照‘高’‘中’‘低’三个风险等级进行评定;明确并公开权力行使的基本程序、承办岗位、办理时限，绘制职权运行流程图……”2014年，以上规定被写入了《四川大学关于在校内各单位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实施意见》中。

　　有学者建议，针对高校内部管理，坚持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分离的原则，改革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变当前高校纪委与所在高校的依赖关系，提升其地位为上级纪委派驻高校的监督机构;加强对高校的外部审计和监督，将高校制约于社会监督与法定监督之下，加强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加快建立高校财务公开制度，实行“阳光财产”管理、使用运行机制，杜绝财务管理的暗箱操作，防范权钱交易。

　　“学校管理的触手很难覆盖一个人全部的社会交往。学校在事后吸取教训、进行整改的同时，国家进一步规范招投标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校基建、采购领域的腐败问题。”罗中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