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心意已决，为了说服父母，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告诉父母，“公务员岗位没你们想的那么好，外面的工作没你们想的那么坏。企业的工资涨得快，升职也升得快。几年后，如果干得好，可能升好几级，可能就到了总监、副总监，而且做的也是自己想做的内容”。

　　父母问他，没有户口你怎么办，那你在北京不是漂着的吗?吴军说，有户口，没钱买房，我不也是漂着的吗?

　　最后，吴军的父母被迫同意。直到现在，父亲还经常跟吴军说，公务员要涨工资啊，北漂在北京租房特别惨啊……有时，还从网上把那些“特别惨”的照片用微信或者QQ发给吴军。

　　“老爹心里现在还有个疙瘩，觉得我现在扬眉吐气的机会没有了”。

　　离职手续很复杂，办了两三个月。

　　离开单位那天晚上，科长叫了单位的朋友，在单位旁边一家小餐馆一起吃了个饭。吴军说，那些四五十岁的人，对我的勇气表示赞赏，他们那个年纪不能像我这样说走就走了。

　　辞职后，吴军到了目前就职的媒体。这家公司有六七十人，其中三四十个人都是吴军来之后新入职的。朝十晚六，加班一阵一阵，跟公务员一样没加班费，“人员变动比公务员快多了，工作量更大一些，工作时间会更紧凑”。

　　新闻专业出身的吴军没有做内容，而是选择做市场、做品牌。他所在的市场部原来有15个人，有学计算机的，有学生物的，有学体育、新闻、社工、海洋生物、播音主持的。

　　“做市场无外乎就是两种，一种是做品牌推广，比如草莓音乐节，我们给他们发点稿子，他们把我们的logo印在门票上面，这是比较传统的做法。或者你有一个什么活动，我们给你做个策划案，有点像公关公司。”

　　“我不知道在这里待多久，当时来的时候，就是想学点东西，现在还是有收获的。”吴军说。

　　回头看，吴军说，自己不后悔。

　　“虽然工资比以前高不了多少，但是我能看到预期，看到它在发展。虽然我没想过未来自己一定要做什么，但我知道自己不想干什么。公务员有自己的沟通和工作模式，跟外面还是很不一样的。在里面待久了，思维模式都会变成那样，外面更市场化一些。”

　　吴军说，自己也不一定回家，但没有打算一直待在北京，只是不确定在北京待多久。

　　对未来，吴军有个想法，去成都，开个青年旅舍。他说，他很喜欢成都，发展得还算好，生活比较舒适。

　　当问到打算怎么实现这个想法，吴军笑笑说：“开一个青年旅社还是要蛮多钱的，要一大块地。我现在能力也还不够，还不知道具体怎么开一个旅舍，资金也没有。我们几个住在一起的朋友，大家都想去成都。如果去的话，我们就是集体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