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梁启超通过思想建构与宣传的手段致力于国民性改造，在当时推动了民众的觉醒。表面上看，他们宣扬国民教育的手段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严、梁二人的公民教育思想实则具有共同的属性，都可归类为“相对的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则是其共同的思想内核。

　　在众多的公民教育取向上，可以辨别出两个主要传统，一个是以民族国家德国为代表的“国家公民教育”传统，一个是以移民国家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公民教育”传统。

　　“国家公民教育”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以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复兴为目标而进行的公民教育，注重培养公民的国家精神。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费希特(Fichte，J.)和凯兴斯泰纳(Kerschensteiner，G.)。这种教育观兴起于拿破仑征服德国以后，“德国的各邦感觉到系统地注意教育是恢复和保持他们政治上的统一和权力的最好手段”，于是德国“发展了一个广泛的、有巩固基础的公共教育制度”，[17]“以培养‘良好公民’为目标，而‘良好公民’则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通过公民训练，使学生和青年工人对国家的最高价值越来越持积极态度，发展为具有‘纯粹高尚’的为国家、为‘公’的道德品质，最终成为有价值的良好公民。”[18]

　　“社会公民教育”则是指以公民社会为主体，以促进社会融合为目标而进行的公民教育，重在养成社会成员的公民资格。这种教育观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反战情绪下，德国传统的公民教育遭到批判，由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政治与国际和平主义开始受到各国欢迎。[19]而美国在建国之初，就兴起了这种为促进多元种族的移民们尽快接受美国的共同价值观，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而进行的公民教育。其代表人物是哲学家杜威(Dewey，J.)。杜威将民主理解为一种社会的生活方式，进而将教育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通过改变人的思想和行动促成社会的进步。公民教育的主体便从国家转向了儿童，公民教育的内容由爱国转向了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服务。

　　以上两种倾向的公民教育在清末民初都出现过。在民初，杜威访华推动了美国式公民教育观在中国的兴盛，正巧当时处于军阀混战的政局，国家力量薄弱而社会力量活跃，于是“社会公民教育”在那段时间占据主流。而在清末，严复和梁启超所面对的社会背景十分类似于德国公民教育兴起时的状况。因此，其公民教育主张与“国家公民教育”多有重合。在“教育救国论”的主张下，严复和梁启超背负着为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进行理论建构和国民性改造的使命，表现出对公民教育的国家目的的深切关怀。

　　然而，严复和梁启超的公民教育思想与德国“国家公民教育”存在本质的差异。根据将教育的目的指向民族国家还是公民本身，“国家公民教育”可划分为“绝对的国家主义”和“相对的国家主义”两种倾向。严、梁二人的公民教育思想属于“相对的国家主义”范畴。“绝对的国家主义”重视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忽视个人的发展。“相对的国家主义”也强调教育的国家目的，但它同时强调“不背世界进化之原则”和“不妨个性之发展”。[20]

　　在国家与国民、国权与民权之间，严、梁二人都是主张调和、力求平衡的。严复不仅在经济思想上肯定了“足民”与“富国”之间的一致性，而且在政治思想上，他也视群体与个体、权利与秩序是具有张力的相应事物，而非对立关系。梁启超也区分了民族与国家、权利与自由、独立与合群、私德和公德等诸多概念，但他同样不是偏执一端、舍此取彼的。例如梁启超提出“天生人而使之有求智之性也，有独立之性也，有合群之性也”，认为独立与合群都是人的本性，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独立是合群的独立，合群是独立的合群。[21]对于政治制度，严复和梁启超都主张君主立宪制，而非激进的民主共和制。

　　严复和梁启超公民教育思想中的调适倾向，源于严复和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内核。他们的“国家公民教育”主张是由指向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显现出来的特征，但这并不能掩盖其自由主义的思想本质。在公民教育方面，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他们对个人自由的肯定，以及提高国民的公民素质相比于建立立宪体制的程序优先性。他们二人宣扬的合群论与国家论都并非淹没个人的自由，相反，他们都坚定地认为，首先要有个人的自由与独立，而后才有群体的自由与独立，最后才谈得上国家的自由与独立。

　　严复的自由主义直接体现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一语上。严复认为一切社会、政治的改革都是以民智、民德的提高为先决条件，而对提高民智、民德来说，个人自由最为关键。西方精神文化的精髓就体现于对个人自由的重视。而中国历来是一种宗法型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缺乏自由意识，所以中国人几乎不知自由为何物，民智低下。因此，严复将“开民智”作为最紧急的任务，政治体制的改革则可以推至以后。梁启超亦提出“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认为中国在尝试立宪之前，当务之急是普及立宪知识，提高民主意识，为立宪准备条件。然而，严复和梁启超的设计与民主共和派提出的战略步骤是相反的。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领导下，中国最终走了“先建国，后公民教育”的道路。

　　严复和梁启超对国民教育的宣扬，不仅涉及了公民教育所包含的几乎所有主要思想元素，而且触及到了公民教育必须思考的主要问题、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在他们的翻译与文章中，对于这些问题，都能够找到相应的理解和主张。严、梁二人不仅奠定了我国公民教育思想的启蒙基础，而且为中国公民教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包容开放、力求平衡的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