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从严复那儿学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实际上成为这个理论的更嚣张的鼓吹者和忠实的实践者。严复对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思想有足够的敏感，他也通过译书创造了很多有力量的词语，比如优胜劣汰、种族、合群、群己权界。而梁启超擅长的是写文章，这是一种更迅猛的言说形式，他借评论时事以普及启蒙思想，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自己的词语。梁启超对严复的“群”思想的推进就在于，他敢于为这个群命名，敢于为这个群体里的个体命名，最终以此命名权而扮演了在近代中国政教舞台上更显眼的角色。

　　甲午战败使得中国人心目中传统的“天下主义”世界地理观崩塌，显示出威慑力量的是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国人向来“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没有为一国国民之资格”的状况使梁启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无国”感，[7]也由此开启了他的“国族建设工程”。

　　要从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梁启超认为涉及两个层次的改变，一是社会政治的改变，二是人格的改变。就社会政治层次而言，必须建立民主制度使社会的每个成员享受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同时也要承担义务。如果每个人能将自己的精力贡献出来投入社会，则国家的力量便因此而增强;就人格的层次而言，必须向人民心灵灌输公共精神和公共义务的思想、人权和自由的观念以及自尊和互助的思想，这样他们才能成为社会的建设性的成员，才能积极参与民主政治;同时也必须提倡勇敢冒险和雄威刚健的精神，使人民摆脱传统的消极、恬静，以便引导他们去获得为今日斗争世界所必须的活力。[8]这两方面的改变分别对应于梁启超提倡的“国家主义”和“国民”两个概念。

　　近代中国人首先是在“民族”意象的基础之上形成“国家”的观念。梁启超在与革命派论战时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此后，“民族主义”盛行，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的报刊，都大量介绍和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在向来只有臣民和草民的中国，本没有分化出清晰的民族和国家的边界。当不得不与外族划清界限时，中国发现了世界，中央帝国的神话破灭，代之以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国家被认为是“现代性意识形态所动用的最强大、最持久的话语符号之一”。

　　按照古奇的说法，“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的成员的觉醒，这种觉醒是与实现、维持与延续该民族的认同、整合、繁荣与权力的欲求结合在一起的。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指一种心态，即一个人以民族作为最高效忠对象的心理状况，它包含着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的信仰。”[10]但对本民族的“效忠对象”的不同理解，导致在众多“民族主义”的旗号下隐藏着不同的思想。当时，刘师培、章太炎等革命派分子为了“排满”革命而通过塑造轩辕黄帝、郑成功等始祖和民族英雄的符号来进行种族的和血统的国族建构，这类似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梁启超致力的是一种国家的和政治的民族主义，这类似于法国的“政治民族主义”，梁启超把这种较宽容的民族主义称为“国家主义”。两种“民族主义”来自国家本身包含的两个含义。国家有nation和state之分。nation层面的国家，即民族国家;state层面的国家，即政治国家。

　　相应于这两种国家的含义，“国民”也包含文化的和政治的两个含义，一是事实上的国民，即历史上同一民族、同一文明者皆可为国民;二是法律上的国民，凡同居一国，拥有国家赋予的权利与义务者，皆属国民。

　　在“公民”一语尚未出现前，“国民”一词实际上起到了从传统封建时代的“臣民”到民主法治时代的“公民”的过渡作用。这两种“国民”的含义基本对应于布鲁贝克(Brubaker, R.)对“形式公民权”(formal citizenship)与“实质公民权”(substantive citizenship)的划分。前者关心的焦点是国家的认同与如何组织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等问题，后者则强调一个政治社群的成员应享有哪些人身的(civil)、政治的(political)以及社会的(social)权利。由此，公民教育也相应地有两个层面的任务，一种是关注国家的民族层面，培养学生对本民族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种是关注国家的政治层面，使学生认识并实践个人对这个政治社群的权利和义务，遵守其中的政治规则，参与公共生活。梁启超在这两种公民教育上都有所贡献。他的“新史学”和“新小说”等“学术”活动，是对“形式公民权”的建构与宣传;他的时事评论文章、担任政府官员及其他“政客”活动，是对“实质公民权”的建构与宣传。但梁启超更看重的是政治意义上的国民，用他的话说，“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

　　梁启超对理想国民的设想反映在他发表于1902年的《新民说——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中。“新民”代表具备了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义务思想和政治能力等品质的近代市民的理想形象。同年发表的《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则反映了梁启超对于以教育培养“新民”的期待。梁启超认为，没有宗旨的教育有可能培养“汉奸”、“奴隶”，所以应当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来确定今日教育的宗旨。他所期待的教育包括“品行智识体力”三个基本要素，目标是使受教育者能“备有资格，享有人权”，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的品质，以“为本国之民”、“为现今之民”、“为世界之民”。

　　梁启超对超越于“种族”之上的“国家主义”和“国民主义”的建构与宣传对于正处在“排满”危机下的清廷来说，“实不啻空谷之足音、荒漠之甘霖;其亟欲宣扬、铺陈此说，藉以改善满蒙人等在中国国内族群结构中的弱势地位，自亦为事理之所必至”。[15]于是，在一些满汉知识分子前喁后吁的唱和之下，这种新起的国族论述和“国家”、“国民”等语成为晚清对抗排满革命最为有力的说辞，梁启超做了一回顺应时局的“红人”。不过，真的要预备立宪之时，清廷却搞出一个“皇族内阁”，使得舆论大哗，人心尽去。

　　而实际上，梁启超并非有意帮助某一派。他在这一阶段，尤其是在《新民说》中体现出的启蒙思想，具有一种“混沌”的“气象和格局”。“破坏主义与保守主义、权利与义务、功利与义理、知识与德性、民权与国权、君子与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法律共同体与道德共同体……现代中国各种各样对立的思潮，都可以从梁启超那里寻找到最初的源头，五四的思想家在接受了梁任公的思想启蒙之后，各种循着其思想中的一条路径，走向偏锋，最终发生不可调和之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