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惰性”：

　　乐得花巨资购买现成技术

　　日本曾经的产业发展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

　　白益民在《三井帝国在行动》一书中，重点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

　　回顾日本的历史，可以发现，真正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壮大起来的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即对内抱团，对外竞争。

　　福田康夫在北京大学讲演时也曾提到，“我国被称为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的平等社会”。白益民说，因为在日本，一个夸张的说法是：只有产业细化，没有贫富分化。

　　以三井为例，在三井财团，扮演父亲角色的是三井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公司，扮演母亲角色的是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在两大机构下面，就是包括丰田、东芝、王子制纸和石川岛播磨在内的多个世界一流企业。

　　如今，三井有26家核心企业集团，其中多数都已进入世界500强的榜单。白益民指出，在这26家造出大量“零部件”的核心企业中，几乎“没有一次因为利益而争吵过”。

　　从经济规模和所有制形式来看，白益民说，日本这些企业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中国的一些国企。

　　然而，国内这些似乎最有可能成为“关键零部件”即自主创新的主体，却也在产学研中至关重要的“产”环节中“走了样”。

　　以汽车行业为例，成立于1944年的韩国起亚，只比中国某大型汽车国企的起步时间早了12年。可如今，起亚自主研发了多款新车型。而这家国企和大众合作多年，每年还要交不菲的技术转让费，“利润的大头都让德国人拿走了”。

　　这家国企里一位不愿具名的高级工程师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他所在的企业作为中国成长最快的车企，其主推产品的系列用的竟还是外国企业的发动机。

　　在他看来，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车企拿不到外企的核心科技，却又不愿脚踏实地做技术，合资后如果赚了钱，本该自己研发的也不再费脑筋了。他说，“对整个企业的领导层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挖掘市场，能挣多少钱，年终报表的数字好看不好看，而不是别的。”

　　当然，企业的“惰性”还在于，“不敢冒风险，升级压力太大”。

　　在今年召开的第五届中国科学院青年创业大赛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国彪就将其形象地称为“中国的企业犯了‘仿制病’”。他解释说，“就是自己不敢创新，老是去仿制”，比如，“我们国家重大的装备，包括电气工业装备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比较多的部分还是处于加工和仿制阶段”。

　　他也从企业的角度去考虑这一问题，比如，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的确存在一定风险。

　　“有些企业觉得，自己承担行业技术更新换代的风险，压力太大，毕竟企业更多的是选择有短期经济效益的项目。”顾国彪说。

　　而对于一批机制创新、运行灵活的民营企业，尽管他们正在逐步成为新的亮点，但这中间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规模小，且多半尚未能掌握先进核心技术，创新成果少，还不能与外国大公司抗衡。

　　此外，对这些极富创新潜力的小公司来说，在薪酬上拼不过国企和外企，在待遇上又比不上传统的科研院所，这也成了他们创新力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国务院参事、中国产学研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石定寰主编的《国家创新系统：现状与未来》书中的一份数据显示，21世纪前后，我国的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机关，分布在企业的仅占27%，而日本占64.8%，美国占75.4%。

　　社会的“断代”：

　　为了下一代，先找回这一代

　　在高抒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有没有人或是该有多少人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已经有的人不再将心思放在 “是挣100万还是1000万”上。

　　与学生打过多年的交道，高抒给出的判断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说，需要的是一种切实可抓的信仰建设，即让年轻人有一个充满干劲、为着自己的兴趣以及国家需求去释放拼搏的环境。

　　在这一点上，不止一位学者认为，日本就十分值得学习——从危机感身上找到信仰，比如《日本沉没》等影片带来的生存感冲击。

　　这样的危机感还来源于国内大众传媒上的言论。以那本曾掀起轩然大波的《中国能否赶超日本》为例：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发展势头逐渐减弱，各种社会问题逐渐暴露。该书作者唐津一表示，面对近邻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日本国内从民众到学者普遍有一种不安全感，甚至是一种被中国超过的危机感，“要写本书鼓起国内年轻人的自信，同时给出危机的信号!”

　　而这恰恰是国内所缺失的，用白益民的话说，即一种爱国教育的缺失，而这种教育并非简单的言传，更在于身教，这也正是他本人提出要用“师傅”来带徒弟，才能搞活中国工程科技的原因所在。

　　换句话说，“为了下一代，先找回这一代”。在白益民看来，老一辈以身作则的行为可以慢慢影响到年轻人的想法，以至形成一种信仰——一种发自内心的动力。

　　而当信仰形成之时，浮躁、急功近利都将成为“浮云”。

　　今年10月，当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之时，研究生命科学的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也开始反思，“我们要向日本——一个在自然科学领域已经有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度学习什么”。

　　饶毅告诉记者，原因不在于日本人有多聪明，而是其认真和执著，一个人、一个民族能够持续认真、执著地做一件事，除了内在兴趣的动力之外，一种较为完善的教育、科研、产业环境以及干实事的信仰环境是更为重要的。

　　以日本人骄傲的制造业来说，日本人自己也将其归结为民族特性中的谦虚和好奇心。1543年，漂流到种子岛上的葡萄牙船只带来了火药绳枪，这项技术立即就传遍了整个日本列岛，并完全改变了当时的战争形态。火药绳枪被人们彻底地分解开，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进行了复制品的试射。

　　戴旭说，面对有着先进文明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日本人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兴奋地睁大双眼去推理其构造，并学习制作出了无数仿制品。从不满足的欲望使他们不安于“差不多”，而是要“做得更好”，这一点正是中国人应当借鉴的。

　　就当下还未降温的钓鱼岛事件，包括戴旭在内的学者称之为“一个变革的机会”——外部危机常常让国内齐心协力，形成一个共同的“信仰点”。

　　一个投身工科，行动爱国的机会来了，年轻人被应召前来，他们的师傅们，以及社会环境是否准备好了?(记者 邱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