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次序上说，依据现有高考招生制度的病理和现状，要分清专业的和行政的问题，不要把个性化的专业问题搅和到整个招生制度改革层面谈，而应把它们当作各地、各校专业招生团队的自主决定空间。所以，多方面的改革最后都会集中于政府做什么与如何做上，因此，目前急需改革的主要领域是：行政包揽、计划体制、集中录取。如果不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其他方面的所谓改革难有多大效果。对此也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有以下四种选择之争。

　　一是仅局限在考试改革，不改招生。自1990年来的历次改革，基本未在招生上进行过根本性的改革。这样的考试招生难以满足学生和学校的多样化需求，不是改革之上选。

　　二是选择既改考试，也改招生，但不改变政府在考试招生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时下不少人认为比较现实稳妥的改革。但这不符合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三是政府从考试和招生领域退出，把考试招生的权力还给学生和学校。这是政府在教育领域简政放权，回归服务型政府、监督型政府的体现。有人担心这样会一放就乱，其实只要有足够的空间让专业组织自主成长，同时加快法治、现代大学制度及大学内部专业招生团队的建设，就能避免混乱。

　　四是对考试、招生设计出一套完整系统的方案后，政府才从中退出。还有一些人认为，只有等到中国社会的诚信体系建立起来了、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完善了，才能进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否则只会导致更多更大的招生腐败。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客观地说，从政府退出到专业的考试招生制度建立也需要较长的过程，但如果政府不退出，专业组织缺少自主成长和发展的空间，就难以成长，真正的变革就不会到来。